他们最怕的是获得承认

如此生活三十年
直到大厦崩塌
云层深处的黑暗啊
淹没心底的景观

在“万能青年旅店”这首《杀死那个石家庄》风行十多年后，这座被戏称为“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城市”宣布要打造“摇滚之城”，官方特意为此召开了摇滚乐调研座谈会。

许多人都为之错愕，不确定这一招安到底算是喜剧还是悲剧，抑或是新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不管这是不是歌手们想要的承认，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

起初，没什么人关注这些社会边缘的年轻人，大不了也只是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点特立独行；随后渐渐地，他们的放荡不羁被更多人模仿，有些人将他们看作精神开悟的圣徒，也有人把他们看作一群令人不齿的恶棍，对他们作品的看法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尊为天才的杰作，也有人视为一堆不知所云的呓语和垃圾。在他们身上，似乎肮脏与圣洁、天才与恶棍之间都只有一线之隔。

当然，不仅仅“垮掉的一代”如此，倒不如说，他们体现了现代人物常有的一个特征：总是伴随着各种争议。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尤其如此，因为每一个新的风格和作品，总是要不断挑战原有的社会标准，“反叛”乃是创新者的必备要素；而他们自己也常常不仅蔑视原有的审美，同时还会置社会道德标准于不顾。

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代又一代这样的年轻反叛者，从波希米亚到格林尼治村、到巴黎塞纳河边，战后美国“垮掉的一代”只是这个长长系谱中的又一现象。他们自甘于社会边缘，过着一种放荡不羁的极端生活，也常常受到社会舆论猛烈的抨击；不止无法忍受他们的新创作风格，更在于他们对社会秩序的挑战。

正如《巴黎的放荡》中说的，日后知名的艺术家们，都曾在巴黎遭到驱赶，理由是毕加索吸毒、阿波里奈窝藏珍贵文物、莫迪利阿尼在公共场所闹事、桑德拉斯盗窃、苏蒂纳穷困潦倒、到处乞讨……，然而巴黎之所以能在二战前成为世界艺术中心，靠的却正是这同一群人。

巴黎左岸的咖啡馆

战后美国“垮掉的一代”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似，他们很多人都放弃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在流浪和大麻中疲惫地寻求各种各样的精神渴望。

他们无法在战后的主流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几乎从来不考虑家庭责任（这本身就是对美国价值观的极大挑战），用自我摧毁的方式愤怒地谴责“美国企业文化灭绝人性的情感”，为此他们把“真”看作是最高的价值：必须纯粹而直接地表达，用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名句说，“赤裸是他迎接世界的方式”。

“垮掉的一代”的成员，并不是因为什么共同的艺术理念走到一起的，而是因为某种共同的生活态度，正如比尔·摩根在《垮掉》一书中所说的，“他们分享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而不是共同的文学风格、哲学或是社会理论”。

在其核心成员中，金斯伯格质疑一切权威，相信每个人都将被赋予平等权利，对少数民族、妇女、同性恋者都提出解放要求，他还积极地参与反对越战的抗议；加里·施耐德到日本长期潜心于东方佛学思想；凯鲁亚克则倡导“在路上”的精神。但这些都不止是单个人的想法，事实上这些是他们共享的理念。

很多人关注到他们，是因为他们构成了某种“社会现象”（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倒还在其次），他们身上那种精神渴望、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叛逆不羁、对身体的重视、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厌倦，都在当时的年轻人中颇能引起共鸣。正因此，仅仅将他们视为一群不知羞耻的少年犯是远远不能说明问题的。

他们本身体现着人们对现代社会三个A——anomie, angst, alienation（失范、恐慌、疏离）——的身体反应，是一种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创造性的反叛，要求取消所有界线和区分，并以其对现有社会体制的猛烈进攻而受瞩目。当然他们仍有自身无法摆脱的成见：虽然吁求解放，但垮掉的一代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男性化的世界，其成员中几乎没有女性。

态度相对保守的社会成员起初总是怀抱敌意去看待这些人的存在，为此感到不舒服，并担心自己的孩子也“学坏”。1957年春旧金山海关稽查员查封“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嚎叫》，并为自己这一行为辩护说：“你不会希望你的孩子们看到它。”

这其实是诸多先锋艺术共同的命运：1920年代，爵士不仅与犯罪和国民堕落联系在一起，还让人想到个体垮掉的身体，它成了某种“邪恶的象征”，在爱尔兰，人们谴责它是文明之敌，苏联则直接取缔了它；1950年代这一形象轮到了摇滚，1960年代是前卫摇滚，1970年代是朋克摇滚，1980-90年代则是说唱/饶舌乐。

吊诡的是，这种担忧、质疑、痛斥、查禁反倒会为其流行推波助澜，而它们一旦获得承认，却逐渐“无害化”了。

在“垮掉的一代”身上，这一幕也重演了。凯鲁亚克一直期望着被承认为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但当他最终获得这一承认时，他得到的却只有伤害。出版社最终意识到《在路上》的商业潜力，把它推举为“垮掉的一代”的开创性作品，各种随之而来的报道和追捧使他们站到了社会潮流的前列。到1958年秋，垮掉派日益增长的名气已使他们备受追捧，并能获得可观的演讲费改善他们原本潦倒的生活。

金斯伯格也参加了大量的读诗会，最终发现这使他陷入道德上的一个两难困境：因为他可能会受此影响而只写人们愿意花钱听的内容时。每到周末，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蜂拥到旧金山北滩，紧盯着街区咖啡馆里那些看上去疯狂的、留着胡须背诵诗歌的怪胎们。

这是一个现代常有的悲剧：如果你要更多成功，就要不断确保自己不成功；被全社会误解和反对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人们接受、承认和效仿起来，从而完全消解了其先锋意义，把它吞没为现有秩序的一部分。正如巴黎塞纳河边的艺术家圈子在毕加索等人获得承认之后趋向解体，垮掉的一代在大获成功之后，也就距离其消亡不远了。

当然，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而在我们这里，由于遭遇到的反对如此可怕，获得承认的诱惑也许相比起来就难抵挡了，但这些先锋人物，是否有机会创造历史？